徐林 |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社会网络

摘要: 针对农村基层治理,已有研究从网络关系视角探讨了宗族、民间信仰和族群等社会传统“载体”在提升村庄治理方面的作用,然而大部分都集中于分析“横向”网络关系促成村庄有效治理的机理,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与村庄非正式治理结构间相互重叠、勾连的基本现实。实际上,从政府组织网络自身特点、村庄自身社会结构和精 英状况出发,着重分析(正式)制度设计与(非正式)社会关系交织下的村庄内部互动模式,可以发现,关键官员特征导致政府推广网络的构成差异既会影响政策的推广速度,也会影响到其与村庄内精英间的互动模式。且上述互动模式的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基于社会传统的社会自组织的后续运作状况;同时,村庄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系统等结构性因素,则决定着自组织形式能否长期提升治理质量。这一发现可构成对学界较为流行的“强政府论”和“传统论”理论取向的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 多重社会网络;村庄精英;孝心基金;政策推广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治理”概念,荷载了一类崭新的政治学和行政学形而上学,而“在地化”正是其核心的精神气质。尽管存在着理论内核的不明晰和应用范围的混乱,但治理理论一直存有这样的命题,即治理的安排必须基于国别及地域传统; 以上洞见也突出表现在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文献中。遵循对治理理念的原典式解读,我们反对在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的构建中无视社会传统的“强政府”倾向,而是倡导以“多中心治理”为原则,对地方文化传统要素作吸纳和融合。同时,对于将社会传统理解成经典文本中所描述的理想状态而衍生出“以传统化现代”的做法,我们更是极不赞同;即便在乡土社会中,相关社会传统也仅在部分情境下才能有其治理意涵。换言之,治理理论的基本洞见赋予了作者以下信念: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依托于在地的传统,也迫使我们思考:农村社区治理建构中可资依赖的理论及实践取向应是怎样的?

因而,我们选取 V 省海西和山南两地孝心基金实践作为研究案例,以期辨析立足社会传统且经由政府推动的村级互助公益组织,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有效提升村庄治理质量。通过对两地孝心基金形成、推广和演进过程异同的考察,本文着重讨论了多种主体基于社会网络的互动方式,进而探讨了精英个体作为能动者,是如何借助多重社会网络来建构和推进特定制度形式的;同时,通过微观层次的经验梳理,我们还探讨了村庄自身的经济变迁和人口构成对特定社会互动模式(自组织形式)起到的制约和使能意义。整体而言,本文或可为同类研究提供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或批评对象,相关案例实践则有望在传统要素与现代基层治理制度的融合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相关研究历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公共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关系(网络)取向的论述构成了其中的主流;这些文献重点讨论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或成员属性(如宗族、宗教、族群)对于村庄发展的潜在影响。从研究者采取的立场看,这些分析可以归为 “由外而内”的嵌入视角和“由内而外”的互动视角。

嵌入视角重点关注了村庄内部特有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属性对于精英(如村干部)的使能和制约,强调上述外部因素对个体在公共行动方面的影响。例如,基于田野调研,Tsai 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显示,除去经济性因素的影响,村干部嵌入村庄内部宗族、宗教等包容性团体网络中的程度,会影响到其投入相应时间或精力至公共领域的动机,并进一步影响到 一些公共品的供给。这一看法为不少学者接受和拓展;与此同时,一部分研究将此视角转化为针对农村社团的嵌入性分析,例如,一项针对农村基层冲突发生率的调查显示,某些嵌入至村民群体的社团更有可能促成基层冲突的化解。有关文献的论断是,在转型期间的乡村内部,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网络间是相互“啮合”的:家族纽带等既有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本土性资源”,有助于弥补正式制度缺失所带来的透明度和问责不足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村民的基本经济和政治权利(如产权、问责权)的保护与改善。

互动视角侧重关注村庄内个体借助社会连带(即“走关系”)来提供公共物品或制度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社会学意义的“关系”属性对其目标现实的影响。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流行,基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分析逐步成为该视角的核心。例如,罗家德试图证明,“能人”能够通过与合作对象间的持续互动而产生多种“信任”关系,这是自组织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前提。与之类似,艾云和周雪光也发现,通过私人关系和人际交流,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能够相互转化。虽然大部分互动视角的论述也探及正式制度(制度设计)在形塑“关系”方面的背景性意义,但其关注点还是落脚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伦理对人际关系的渗透和影响,可见,此视角的思路落实在行动个体如何 “工具性”地借助其拥有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相关目的——从治理角看,即借此应对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可能压力。

上述两种视角的研究具有互补性,所对应的作用机制在现实中均存在,甚至共同表现在同一个体的行为之中;表面的分歧根源于不同研究所依托的观察、分析在时间维度和分析层次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互动视角往往偏重从微观、短期出发探讨个体如何借助自身所有的“社会关系”以调动各方面资源,从而达成目标;相应地,嵌入视角更注重从宏观或中观、

长期来探讨村庄内累积性的社会要素是如何借助社会关系施加影响于个体行为之上的。正因如此,以这两大视角为起点的研究可能存有盲区。

大部分乡村治理研究中论及的“网络”为单一类型网络(如宗族网络),或混合不同类型要素(工具、情感等)的单一连带,很少整体而动态地观察行动者所在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多重网络。其次,不少研究者将村庄视为内部(横向)网络强弱不一的实体来考察,忽略了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权威与村庄社会关系间的重叠之处。周雪光的一项研究发现村干部及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各类社会关系),在国家与社会两种制度逻辑的引导下起到的缓冲、抑制和促进作用,但需要指出,该文虽提及多重社会关系的价值,但核心分析逻辑却不在于此。

因此,进一步研究应该从村庄所处的治理网络(系统)出发,来把握村庄与行政机构间的上下互动,这一策略可将理论视角集中到网络分析的基本框架内。同时,本文拟采纳更具有综合性的多重网络分析,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农村内部社会网络,这更有助于发现以往分析所忽视的内容。下文拟从推行政策的行政网络自身特点、村庄自身社会结构和内部精英网络状况出发,对V省海西、山南两地的孝心基金案例作整体的思考。从理论取向看,本文的重点目标在于剖析处在不同层面的异质性网络关系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村庄社会网络所载负的本地社会传统对治理质量产生作用的条件及其局限性。

二、研究背景、数据和策略

海西和山南均为 V 省 M(地级)市下辖的县级行政区。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两地及其所在的 M 地区。数据表明,整个M地区自 2000 年以来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且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各方面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农村老人面临的现实困难较为严峻;而当大量青壮年去城市工作时,空巢老人现象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良性发展的障碍。

为缓解上述问题,政府和民间均推出一些措施。2000 年以来,在海西和山南两地民间,也陆续兴起了针对孤寡、独居老人的自发募捐。在这样的背景下,JS 和 YBS 两位政府官员开始筹划一种更加有效的农村敬老、助老机构,2010 年 3 月,他们在海西 D 镇的 S 村率先成立“孝心基金”这一独特的村级互助机构,随后,又借助相关的政策渠道,将其推广至海西和山南的广大农村地区。2011—2014 年,两地掀起了孝心基金建设的高潮,截至 2016 年初,海西和山南正式设立“孝心基金”的村庄分别有 39 个和 90 个。

本文重点追踪了上述两地的实践过程,并对其展开分析。其中,基本数据收集和处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信息收集,作者在 2014 年 2 月份走访了 S 村和它周围的两个村庄,并重点访谈了倡导者 JS 和 YBS,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第二个阶段为全面考察阶段: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组织课题组对两地进行综合考察,访谈了当地政策执行人员、相关村庄的基金负责人,收集相关文本,并向可以接触到的村庄发放了相关问卷(共回收 41 份,其中,山南 18 份、海西 23 份;信息基本有效的问卷总计 32 份);第三阶段为数据处理阶段,课题组对录音资料和问卷数据进行了整理,并通过补充访谈,对已有数据进行补充。在完成调研后,课题组成员还不定时参与到海西和山南两地开展的活动中,以获取更多第一手资料。最后,本文作者分别于 2015 年 8 月和 2016 年 3 月,就相关的问题对 JS 和 YBS 进行了追踪访谈,进一步了解两地孝心基金的最近状况和可能前景。

为动态识别特定人员及其所处网络在孝心基金形成、扩散和实践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采取了纵向双案例多单位嵌套的研究设计,该研究设计的优势是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比较识别和反事实推论的过程中形成更为合理的机制分析。因此,本文的基本写作策略是,按时间轴将M市两地的孝心基金创新实践推广历程作统一描述,在此基础上兼顾纵向阐述和两地的横向对比。

三、两地孝心基金发展历程

分别在海西和山南担任公务员的 YBS 和 JS 是两地孝心基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0 年以来,两人在自己的家乡——海西市 S 村率先倡导建立了孝心基金,并在后续的时间内积极推广这一基金。所以,两地各个村庄的孝心基金,或多或少地模仿或学习了 S 村的基本运作模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S 村孝心基金项目是两人进一步推广相应模式的一个试点;当然,由于两人都是该村在外的“乡贤”,他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回报家乡的表现。因此,下文将围绕两人建立 S 村孝心基金,并分别在两地推广孝心基金的基本过程为主轴,对两地孝心基金的发展过程进行概述。

(一)S 村孝心基金的缘起和模式

S 村为 M 市海西 D 镇西北部的半山区村庄,面积约 1 平方公里,是较为典型的单一姓氏村落。2014 年的数据显示,全村共 665 户,2084 人,其中村老年协会会员 508 人,老龄化程度达 24.65%,是典型的老龄化村庄。该村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中游,年轻人一般忙于外出打工或创业,很少留在家中照顾老人,空巢老人现象较为明显。由于 S 村有大量村民在外工作(200 多人),这些人中不乏分布于政府、教育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的优秀者。其中,当地享受正处级及以上待遇的(在职或退休)干部就有 3 人,他们相互联系紧密,并与村两委干部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当地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

2010 年中,当地一位退休官员 GQS 提议成立一个帮助空巢老人的村级基金(会),得到 JS 等的响应,他们商定该孝心基金重点在于弘扬“孝”文化。关于参与该基金创立并担任其理事长的初衷,JS 有这样的解释:“我平时返回家里经常会听到一些村里的家庭矛盾,一多半是子女不够孝顺所引起的,慈孝是(传统)美德,我们这里又是有很强的慈孝传统,所以就决定倡导这个基金……另一方面,我原来在 YH 工作的时候,当地也有类似的(基金),也在宣传口倡导过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项目)……”

于是,在 2010 年 11 月 28 日,该村召开会议并表决通过了《孝心基金章程》,对该基金的基本宗旨、资金来源、理事会和下设机构作了详细规定,同时,会议还决定在 2011 年春节期间召开第一次基金募捐大会,并将农历正月初六设为 “孝敬日”。2011 年 2 月 8 日(正月初六),该孝心基金向村内较为富裕的在外人士散发了“敬老倡议书”,并在村中心发起首期捐款和孝子孝媳评选活动;在此基础上,还举办了有特色的老年人福利发放和相关的贺年活动。在理事会成员们带头捐款和鼓励下,基金当年共募得资金 353292 元。在 JS 和 YBS 等人的邀请下,M 市和海西等地的一些官员参加了敬老贺年活动。由于规模较大,当地媒体广泛报道了该村的孝心基金实践,并在其所在的乡镇引起了轰动。

S 村的孝心基金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治理架构和运作模式(图 1),以确保每年不同时期的敬老活动顺利开展。

下面将从治理关系、财务机制和运作策略三个方面具体论述孝心基金的基本情况。

1.治理机制。 孝心基金的理事会大致由两类人士构成,一是所谓的村外乡贤(精英),二是村两委(村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老年协会等村内精英人士。这两类人士分别构成了决策方(理事会、秘书处)和执行方(执行委员会)的主体。村外乡贤则囊括了 S 村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出色人士,其中理事长和秘书长两个重要职务分别由 JS 和 YBS 担任;这些人士也是募集资金、吸纳外部资源和活动策划方案的主导者。同时,村两委成员不仅担任相关理事职务,还与老年协会成员和退休村干部一起构成执行委员会;具体活动中,由秘书处给出方案,在理事会批准后,派送给执行委员会对村民进行宣传和动员。可见,村两会构成基金实施方案的重要“中间人”和“代理人”。

2财务机制。 由于资质问题,村孝心基金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此并不具备法人资格,无法单设银行账户,故其开展活动的资金主要存入指定人员的个人账户内。同时,为确保募得的本金升值,理事会决议将其作为投资注入到当地一家资质较好的民营企业内,每年的日常运行经费和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所获利息,不足部分则由村集体资金补齐。资金的保障手段兼顾道德约束和制度设计(财权事权分开,资金交由会计和出纳监管,并及时公布使用情况),执行委员会平时无法直接接触资金。

3动员策略。 要达成孝心基金的目标,关键是动员村干部和村民投入到活动中。孝心基金对村干部的动员偏重于利益引导,辅之以道德约束。例如,通过引入电视报道、上级领导视察等方法,孝心基金理事会试图逐步将 S 村打造为远近闻名的“慈孝村”,并以此作为其吸纳上级资金和政策扶持的重要“名片”,按照 YBS 的看法,“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慈孝为缘由,使村庄成为吸纳政策扶持的‘洼地’,这样子村干部也会支持”。而对一般村民的动员,则主要偏重于道德引导,辅之以利益支持,通过孝心人士评选和物质奖励等方式来实现。

依靠上述一整套治理和运作机制,S 村孝心基金又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春节期间分别筹资 154011 元、23900 元和 24383 元,截至 2015 年 5 月,这一基金本金总量达 555586 元。目前,孝心基金已连续 6 年(2011—2016 年)在春节和重阳节期间开展大规模敬老活动,并且每年都在活动方式上推陈出新。可见,S 村的孝心基金不仅有效解决了村庄自身所面临的孤寡老人赡养难题,还促成了村庄自身治理结构的有效变迁;换言之,孝心基金模式构成了全新意义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和公共生活平台。

随着 S 村孝心基金的巨大成功,YBS 和 JS 分别借助各自的行政地位和影响力,动员各类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在海西和山南两地逐步展开推广工作。

(二)S 村基金模式在两地的扩散

1.海西实践

YBS 主要联合海西老龄办(老年委)和妇联两个部门来共同推广孝心基金。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希望从老人和媳妇两个角度来推广(孝心)基金……某种程度上是道德(教育)”。推广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1 年—2012 年 1 月)的主要推广范围为 S 村所在的 D 镇。2011 年 2 月,在 S 村举办首次活动时,海西的一部分领导、老龄办和妇联人员也被邀请参加,S 村借助孝心基金这一常设机构来运作“敬老、助老”的模式获得他们的一致好评。以此为契机,YBS 和 S 村所在的 D 镇党委书记 L、当地老龄办负责人 W 女士开始筹划相关的工作。2011 年 8 月,在 L 书记的支持下,在 D 镇召开了学习 S 村孝心基金模式的动员大会,该镇各村负责人、海西妇联、老龄办及各镇(街道)负责老龄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紧接着,S 村周围的几个村庄便开始了孝心基金的筹划工作。2011 年 10 月的重阳节,X 村在参考 S 村模式后,成立了“爱心基金”,强调“敬老爱幼”的“爱心”资助模式。2012 年起,临近的另一村庄 C 村,在村集体出资的前提下,开始“部分模仿”S 村的敬老活动,如春节和重阳节为老人集体祝寿、举办文娱活动和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等。

第二阶段(2012 年 2 月至今)是孝心基金在海西全面铺开的阶段。据老龄办 W 女士介绍,老龄办的主要目的是将孝心基金与自身负责的居家养老、为老服务工作整合起来。2010—2012 年,海西市政府共投入 1417.09 万元,建立了 300 家村级“空巢老人”帮扶中心;2011 年后,当地老龄办积极推广“孝心基金”与“空巢老人”帮扶服务相结合,试图将孝心基金模式作为帮扶服务工作的有益补充。因此,在 2011 年底的“为老服务”任务动员大会上,W 提倡学习 S 村孝心基金,并将基金作为乡镇老龄系统党建工作的考核指标。

2012 年,C 女士成为海西当地的妇联主席。她曾在 YBS 的请求下参与和帮助过 S 村孝心基金的策划工作。为更好开展妇联工作,她决定与老龄办合作共同推广孝心基金。2012 年 1 月,海西妇联及其各镇(街道)的妇女工作负责人与 D 镇党委、政府及当地信用合作社共同参与到 S 村当年的“孝敬日”活动中,并在当地媒体全文刊发了《敬老行动倡议书》,以引导当地农村妇女和家庭开展相关敬老活动。

2012 年 6 月,在 W 和 C 的多方奔走和推动下,海西市委办公室发布了相关党建文件,要求各街道推广为老服务工作,强调学习 D 镇的孝心基金实践,倡导在每个乡镇都应建立 1—2 个类似的典型村。至 2012 年底,海西全市有 18 个乡镇(街道)共 32 个村庄在参考和借鉴 S 村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建成了大小、功能不一的村级孝心基金。截至 2015 年 4 月,当地的孝心基金数量进一步上升到 36 家募集资金约达 1398.2 万元,受益老人 13000 余人。

.山南实践

2011 年 11 月,JS 正式调任山南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孝心基金的推广工作。2012 年春节期间,山南地区老龄和宣传领域的负责人与 JS 一起考察了 S 村的敬老实践;接着,当地宣传部门开展了孝心基金的宣传工作,并组织一批村庄负责人参观了 S 村。2012 年 5 月,在 JS 等的推动下,当地县委、县政府出台 “慈孝山南”创建决议。为确保相关工作的推进,JS 牵头成立委员会,并委派其倚重的宣传部门成立了 “慈孝创建办公室”,专门抽调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筹划和协调工作。其间,YBS 以顾问角色参与到山南的推广工作中。

第一是试点阶段(2012 年 4 月—2013 年8月)。由于有了海西地区的相关经验,山南政府决定将孝心基金建设的重点落实在对当地“慈孝”文化的弘扬上,并制定了建设 20 个村级基金试点、评选山南“十大慈孝人物”、编撰乡土教材等一系列措施。2012 年4月,位于 P 乡的 W 村率先成立孝心基金;随后,位于其他乡镇的 K 村、Y 村和 B 村的类似基金也迅速成立;截至当年 10 月,这4家村级孝心基金共筹得约 500 万元资金。上述基金的具体活动与 S 村类似,主要为评选和表彰慈孝先进、救助生活困难老人、奖励品学兼优学生。同时,为给基金建设造势,山南每个乡镇都在 2012 年举行过慈孝关爱活动。最后,为了提高社会和政策影响力,山南宣传部门又借助新华网、光明日报等知名媒体,对其工作进行了广泛报道。

第二是全面创建阶段(2013 年9月至今)。2013 年9月,山南慈孝创建办公室联合民政、财政、审计和慈善总会等部门,出台《关于切实加强和规范(孝心)基金管理的意见》,强调从多个方面落实孝心基金的建设,该意见不仅提供了村级孝心(慈孝)基金的主要建设策略,还对实践中可能会面临的财务监管困境提供了针对性意见。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相关试点的启示下,山南当地迅速掀起了村级孝心基金建设的高潮。至 2016 年初,山南地区村级孝心基金的数量从最初4个发展为 90 个,相关资金达到 1 亿元左右;同时,不少乡镇和县级机关也建立起一批本级孝心基金。

在此基础上,山南县又通过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申报相关奖项等方式,扩大自身影响。2013 年 12 月,因孝心基金的建设,山南被命名为慈孝之乡;2014 年 7 月,当地政府联合海内外有关机构,举办了有关“慈孝”的研讨会;同年年底,当地政府又与一批知名高校合作,对其慈孝建设的整体规划作了新的部署,并在此基础上申报 V 省某机构的政府创新奖项,获得“十佳”称号。2015 年 10 月,山南又举行慈孝交流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知名。

同时,海西、山南两地通过建立孝心基金、宣扬慈孝文化以稳定社会、推动经济的做法,还获得了其所在的 M 市党委和政府的认可。自 2013 年起,M 市开始海选“孝贤”,并把慈孝作为当地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如今,两地的孝心基金模式也日渐扩散到 M 市内的其他县级区域。

四、“自上而下”网络特征与两地基金建立的差异

作为关键倡导者,YBS 和 JS 动用了各自的相关行政和社会关系以促成政策推广网络。虽然都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网络”,但政治地位的差异,导致两人所倚重的推广网络特征差异明显;上述特征差异,一定程度影响着两地基金的发展进程。

YBS 曾在乡镇等基层工作 10 余年,并曾担任过海西政研室副主任等职务,其主要社会和行政关系多集中在副处级及乡科级,与文化宣传、老龄委以及妇联等部门的人员有着非常频繁的工作和私人交往。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因此他所能依赖的网络带有一定私人性质和分散性,但也正是这样,整体而言,海西的孝心基金推广网络具备多元性和平行性特征。相对地,由于 JS 的行政地位更高,且拥有更加实质的行政权力,因此他主要借助自己信任且具备较强执行力的宣传部门(JS 曾长期供职宣传口)来负责孝心基金的推广任务;更重要的,借助于行政关系,他又调动了财务、审计和慈善总会等部门进行配套服务,并使之统一集中至宣传部门之下,可见,JS 所倚重的推动团队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和(等级)层次性。

推广网络在特征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孝心基金形成的扩散速率和基本形态方面。

首先,从扩散速率来看,海西的相对较慢,山南相对较快。这与政策推行网络的构成状况有关。从海西的情况来看,作为孝心基金推广的策划人,YBS 可以动员的资源和行政力量有限,所以他主要是通过协调妇联、老龄办等的业务主管单位来推动,有时也会借助这些部门的力量以协调一部分乡镇实权人士。但总体来看,这一网络内部的“上层”政策推广者本身并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纵向命令链条,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政策”推广联盟;各个节点从各自“条条”出发(老龄办到村老年协会、妇联到村妇女主任),来引导或指导有条件的村庄开展相关筹建工作,但并不具备绝对的强制权;某种程度上,这一网络是以较弱的半行政形式来推动相关工作的,这是整个推广过程迂回且扩散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不同类型节点(部门)间利益和工作的重点方向不同,其运作方式和策略也往往难以协调一致,这就使得孝心基金的推广本身缺乏明确指导方案,导致一部分村庄的学习和模仿遇到困难。

与海西形成对照的是,由于 JS 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山南当地迅速协调了四套政府班子,成立了专门部门来统筹工作,并建立起权责明确、分工到位的规划团队。这一团队一方面采取有强制力的行政考核机制,另一方面给出明确而直接的方向和目标,确保了下面的乡镇和村庄在推广方面更为迅速。从某种角度来看,山南是以单一的自上而下行政权力关系链条来实现孝心基金的推广的,即通过县到镇、镇到村的层层分派,形成了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协调成本,节约了时间;同时,在第二阶段中,当地还提供了一整套具体的操作方法,使得推广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模板,从而节约了村庄的学习和模仿成本,加快了推广进程。

其次,推广网络内在的特征差异,也导致两地孝心基金在基本形态(名称、管理模式)的不同。海西推广网络的多元性和平行性,使得各个村庄所接触到的信息、承受的压力不尽一致,因而当地孝心基金在资金来源、形式和名称上“百花齐放”,例如,一部分地方由老年协会在老龄办指导下发起并主导的基金,其名称往往会以“孝心”或 “孝老”等来命名, 而一部分乡村则由于在成立孝心基金时妇联或团系统组织介入较多,其名称就变为 “爱心”

基金或“爱心”俱乐部;由于海西上层推动网络的多样性,导致财务监管方面缺乏指导性意见,这使得当地各村在资金的获取和管理方面各有特点——一方面,这有利于村庄自身的因地制宜,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村庄在实践中出现较大混乱,导致了某些经济纠纷。从活动类型来看,海西各村的基金往往会结合村庄自身情况和资金多寡来开展活动,但多局限于发放奖金或者贫困救济,道德宣传色彩并不明显。

因山南上层网络具备强制和单一的特点,故选取行政考核和媒体宣传“双管齐下”的推广方式,这使得当地村庄接触到的信息具有单向性和标准化的特点。例如,山南地区所有村庄建立的基金都使用了“慈孝基金”这一名称;同时,当地孝心基金遵循 S 村等典型模板建设,形式上表现出完整性和统一性,在具体的治理机制和服务对象等设置方面的改进较小。需要指出的是,山南的一部分典型村庄重视开展具有宣传色彩的活动(例如,建立起“慈孝协议”、采取资金“冠名”等方式),以期在最大范围内创造出“眼球效应”,让上级认可。从活动形式看,大部分村庄会尽可能采纳标准化的慈孝活动,并将一部分活动与政府在其他领域(如“乡村老年食堂”建设)的推广措施结合起来实施。

综合上述,两地孝心基金的对比表明,政策推广网络自身的构成差异,即推广网络权力的强制程度和构成主体的单一程度,既会导致政策推广的速度,也会影响政策实行时的效果。可见,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权力因素在网络形成中的“起点”作用,而将重点放在据此形成的网络自身,就可以发现上层精英网络的基本构成特征,决定着行动策略的异质性程度,即不同地位上层精英通过各种方式所构建的具备不同(权力和属性)特征的网络,会影响其试图推广的制度(形式)的扩散速度以及其偏离制度模板的程度。

五、精英网络与村庄生态:孝心基金的运作和功能分析

基于上层行政网络的分析,仅能解释孝心基金模式的推广速度和结构意义的变异程度,并未能完全说明孝心基金建立后的具体运作和作用发挥;两地经验均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后,一部分村庄的孝心基金运行良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而在另一部分村庄内的孝心基金则是“名存实亡”,未能发挥应有功能。从“良治”的要求来看,孝心基金能否实现良好运作并发挥预期作用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和原初目的所在。此一部分将顺延这一思路从村庄内部因素探讨不同村庄孝心基金发展与运作中的差异。

多重网络视角试图表明,经由多重网络“转换”和“再功能”而形成的制度(组织)“创新”,如想要在一定范围内扩散并最终成为“发明”,其核心是要借助相关网络实现平衡性,缺乏平衡性将导致相关“创新”在传播中出现夭折,决定平衡性的因素有很多,但核心机制均涉及围绕特定制度或组织的多重网络在组织生存和再生产中扮演的基础性结构及其作用。以该视角为前提,以往研究对开放精英流动、边界形成等过程中的平衡性机制有着众多分析。S 村的经验表明,村两委和在外乡贤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使得该村的孝心基金在成员构成、资金安排、人员动员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从而促成村庄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和组织的进一步生存与演进,这恰恰体现了维持平衡性的相关机制。基于上述,下文从乡村精英网络构成和上下级精英网络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孝心基金为何在某些村庄内获得长足发展并发挥作用,我们将选取四个典型村庄来进行讨论。具体而言,以 S 村孝心基金运作的三个方面(成员构成、资金安排、人员动员)作为参照系,对每个村庄孝心基金的发展状况作细致分析,以期在对比中获得可能的决定模式;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在哪些村庄,孝心基金能较为充分地发挥其治理意涵。

(一)精英网络与基金运作状况

1.村:运作成功

L 村为海西市 X 镇内一高山村,距镇中心约 6.8 公里。该村共有常住人口 650 余人,其中老年人 191 人,超过四分之一;该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民收入主要依靠外出经商或打工。2012 年 10 月,在 X 镇团委和妇联的积极推动下,L 村成立了村级孝心基金,共募到资金 51230 元。L 村孝心基金在成立之后整体运行良好。除在重阳、春节等节日动员村民参与敬老活动、向老人发放慰问金和礼品外;该村还借助基金的名义,为部分患重病的孤寡老人筹集救济款,并按时为其支付一定的医药费用。由于 L 村孝心基金运作良好,使其成为 X 镇在后续推广时常引用的典型。

L 村孝心基金的成功获益于其有效整合了村庄自身优越的内外部精英网络。其一,在落实基金方面,村两委班子有较好的默契。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均有自身产业,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两人在孝心基金成立前就经常一起捐款给村内贫困家庭,可见,两人在帮助老人的基本面上并无立场冲突。其二,该村在外的精英人士较多,且均曾在村内有过一些慈善行为。这些人包括 2 位副处级干部(1 位为某县局局长,1 位是某县府秘书长)和 3 位资产超过千万的商人(其中1位为村支书的弟弟)。在成立孝心基金,9 位理事由上述人士和村支书主任以及老年协会会长、妇女主任构成;其中,理事会将基金本金委托 3 位商人代为管理和投资。其三,为确保基金使用的合理性,L村在重大资金决策方面采取全体村民民主投票的形式。总体而言,L村孝心基金不仅获得了上级的支持,还囊括了村内外各类人士,促成了精英间的良性互动——这使得孝心基金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政治合法性以及资金支持(3位商人共捐款 48 万元,并承诺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补充)。

2村:运作较好

W 村位于山南县西南的 P 乡,距离县城 25 公里,乡政府 3 公里,现有人口 1305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 200 人左右。W 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依靠外出经商打工和农副产品销售。如前所述,2012 年4月,W 村成为山南首个建立孝心基金的村庄,当期募得资金 20 万;到 2015 年春节时,基金金额已达到 40 多万。借助孝心基金建设,W 村设立村级“慈孝日”、开展了各种敬老慈善活动(建立慈孝礼堂、提供特定补助、开展慈孝旅游和身体检查等)。W 村的慈心基金建设获得不少媒体的关注,使之成为山南重点宣传的村庄。

W 村孝心基金运作相对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新任村主任 T 借助(村庄)外部各类网络,强行压制了该村原有的派系冲突。W 村虽属于典型的单姓村落,但因“文革”时期的历史问题,内部一直存在派系冲突,村两委关系较为紧张,所以在道路、排水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方面十分滞后。2011 年换届选举时,在外经商成功的 T 当选为村主任,他一方面推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尝试以孝心基金作为整合村庄的契机。2012 年4月,借助经商朋友(商业网络)在资金和规划方面的帮助,他成功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顺利成立了孝心基金;同时,由于是山南第一家村级孝心基金,W 村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关注——随着接触的增加,T 也逐步建立起独特的政治网络——这使其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且在后续的工作中获得更大的内部支持——在之后的孝心基金活动中,村民们开始自发捐助,并参与到基金相关的公共活动中。尽管村内仍存在着分裂的危险,但 W 村孝心基金的运作已经走上正轨,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3.村:运作较好

Y 村为山南县 S 乡内的山区村,交通不便且缺乏必要的工业基础。当地集体经济薄弱,村民仅以 3000 多亩山地的农业产出作为基本收入,一半家庭的收入依靠外出经商或打工。2012 年6月,该村成立孝心基金,首期募得资金 30.6 万;2014 年2月春节期间,再次募得实际资金 6.8 万。Y村孝心基金开展了与慈孝、关爱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如重阳节给老人派发慰问金、奖励高考生、表彰敬老孝老村民等)。2014 年9月,以孝心基金为基础,Y村建起“6199”关爱食堂,专门面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总体来看,该村孝心基金运作较好。

Z 先生自 1993 年起就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在村内很有威望;由于该村的村主任当时是刚刚上任,所以在村务方面比较尊重 Z 的意见,因此,两人的分工较为明确;另外, 由于 Z 早年曾在外经商,懂得如何与富裕的村民打交道。村两委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合作,促成了 Y 村孝心基金的顺利成立和有序运作——例如,在成立孝心基金时,为推动村民参与募捐,Z提出村两委干部们带头捐款(Z主动捐款 3000 元,村主任和委员各自捐款 2000 元和 1000 元),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Y 村的孝心基金在内部设置了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机构,从而将在外工作的大部分本村精英纳入进来:Z 邀请了退休在家的两位处级老干部担任理事长和秘书长,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村两委班子和老年协会成员则构成了实际工作执行委员会,具体开展工作;除了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外,Y 村还设置了监事会,用来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其成员由捐款较多的村民来担任。最后,为最大限度调动村民,当孝心基金有规划外支出或重大支出款项时,则会交由村内 50 多位村民代表以民主表决方式决定。

4.村:运作较差

D 村位于海西市某街道,共有村民 1900 位,其中老人 335 位;因位于交通要道,D 村通过土地经营等手段,发展了集体经济,具备较强经济实力(其中,2013 年,村集体收入达 1300 余万,村民人均收入约 2.7 万)。2012 年,在海西妇联和老年办的引导下,D 村支书支持老年协会成立了孝心基金,并直接从集体收入中拿出 160 万作为启动资金,以支持相关活动,如每年春节为老人发放分红、重阳敬老活动(邀请剧团唱戏和老年人会餐)、召开老年人座谈会、给老人免费体检和健康知识培训。由于资金充足,D 村得以有效地模仿 S 村的活动方式,且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到位;但 2013 年开展新一轮村民选举后,一部分老干部(包括老年协会负责人员)并未当选,使得该村基金管理委员会出现混乱,基金运作近乎 “瘫痪”。

D 村孝心基金运转失当的原因如下:首先,因为村庄集体经济发达,管理相关资产成为村两委最为关心的事务,因而其并未真正介入到孝心基金的日常工作中,而是将建设的任务交给老年协会和妇女主任。由于村集体投入资金较多,该村老年协会也控制了一部分资源,故而换届选举时竞争较为激烈,并形成了不同的派系;换届工作之后,孝心基金的管理人员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原先的负责人员并没有实际退出,使得冲突存在于基金管理之中。能够调动资源并且有效协调的村两委并没有真正介入到孝心基金中,而仅是作为支持方对其进行扶持,这使得新任老年协会会长没有办法借助村内的行政权力来开展工作。其次,作为老年协会上级指导单位的老龄办(和妇联)并没有与 D 村老年协会成员间形成密切的互动, 使得孝心基金的建设未能获得有力指导和监督,各方面制度难以真正落实到位。

5.小结

结合前述四个案例,可以发现,首先,村庄内外精英网络的基本构成和互动模式是孝心基金良好运作的重要结构性动因。特别地,村庄两委班子和基金的资助方或主持人员间的默契度尤为关键(即内部精英整合程度)。海西妇联的 C 女士在总结当地孝心基金成功的因素时,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要把孝心基金建立起来,村两委必须首先要高度重视,如果两委不重视,这项工作很难开展……要有一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主动投入这项事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管是工作人员、个人老板、村里的企业都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有一批管理人员,资金募集之后,需要有责任心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管理”。

其次,上述案例(特别是Y村和W村的情况)还预示了只要乡村内部的精英或能人(主要是村两委)主动承担着政策的代理人角色,并且在上级政府或其他社会主体内存在支持者(内外部精英互动),孝心基金的运作就会较为正规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互动的闭环,即上层政府寻求下层的响应和支持、下层回应上层的宣传和需求,从而形成积极的组织(或制度)“再生产”局面。需要指出的是,较好的内部精英整合和内外部精英互动都有可能推动孝心基金的良好运作,而两者均较好的情况往往是罕见的。

(二)村庄生态与治理功能发挥

从两地政府政策推行的目标角度来看,孝心基金应发挥的作用为:(1) 帮助村庄弱势群体,实现部分救济功能;(2) 增强传统慈孝文化,提高村民基本素养;(3) 优化社区治理机制,促成社会稳定局面。可见,推行孝心基金的目的与其他地方政府在乡村的惠民工程类似,都是希望推动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内部的“自组织”,从而达到更好的村庄治理。一般而言,自身运作较好的基金能够在村庄内发挥较好的功能(作用),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除去自身运作外,村庄自身生态(经济和社会关系系统)也会影响到这一自组织形式的作用范围。本文以为,运作相对较好的孝心基金,能否扮演村庄内部重要的辅助性治理机制,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首先,孝心基金主要基于传统道德观念的伦理关系(长幼尊卑有序)来调动村庄内部经济关系(村庄内的捐助与被捐助)和政治关系(村庄内部公共品生产机制),其中又涉及作为代理人的村庄内精英在各类关系相互转化过程中借助特定私人网络的动员过程,这充分体现个体作为“能人”的价值,及其拥有的社会连带对于基金(组织)的积极作用;但是,社会连带带来的资源和影响力并不是绝对的。换言之,村内精英网络能否发挥作用,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也与其网络得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有关。例如,村庄是否为单姓村,构成孝心基金能够建立和运作的基本因素——借助问卷数据,我们发现在建立起孝心基金的村庄中,第一大姓氏是过半的村庄占到 89.7%(n=29),这与以往宗族研究文献的看法是吻合的;又如,由于山南地区于 2013 年时对辖区内村庄实行了撤并,使得一部分单姓村合并成为了多姓村,为此,一部分村庄的干部和村民曾对基金的发展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本村原有的孝心基金资金也将会为其他村庄老人分享,这会使大家出现不愉快。因此,可以认为基金的潜在影响受限于村庄自身社会条件,特别是村民团体结构(宗族)的潜在制约,这在较长时间内决定了基金作为村庄治理辅助机制的基本边界。

其次,村庄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转变村民对伦理关系的看法,从而影响其对孝心基金的参与度。随着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现代化,传统伦理关系正逐步让位于契约关系,村庄内原先附着于人际关系之上的伦理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开始变得式微。在一部分经济较为优越的村庄,人们面临的更多是新兴社会问题,传统伦理并不能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支撑点。但是,本文就问卷数据的相关分析显示,孝心基金开展活动数量与村庄人均收入间存在着正相关(r=0.357,p=0.048,n=31)。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功能具有多面性:一方面,经济条件会强化村民共同建立自组织的可能性,并且为自组织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因为失去基本的社会基础,村庄受限于行政压力而模仿建立的孝心基金,往往会流于形式。例如,山南的 T 村位于城乡结合部,集体经济发达,内部福利较好,但为完成上级任务,从集体收入中划拨一部分资金作为孝心基金,然而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其基本态度都认为这是村庄福利的一个变种,即锦上添花的表现而已。又如,位于海西市某镇中心位置的 X 村,在建立起孝心基金后,立即更名为“爱心基金”,强调基金主旨应该是创建和谐社会,其尝试协调的不仅涉及养老、敬老等问题,还涉及其他潜在弱势群体(如对外来人口的救助),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只有扩大自身作用范围,孝心基金才有可能真正促成村庄的良好治理。

(三)进一步讨论

因此,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的角度看,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孝心基金这一类传统依赖型自组织如要成为村庄正式治理的有效辅助机制,取决于村庄经济状况、内部互动结构和精英人士三个方面因素(如图 2 所示)。

首先,村庄自身经济状况(经济关系系统)是影响传统依赖型自组织相对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相比传统经济占主导的乡村,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虽在短期内拥有更多物质和人力资源来形成上述自组织形式,但从长远看却存有劣势:除去上文提及的新兴社会问题(如外来人口安置)凸显外,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内,传统社会连带系统构成人们寻求经济利益的重要载体,其社会性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占了,即便是祭祖、兴办祠堂等传统仪式,也往往成为促成特定人群经济合作的工具和外衣。此外,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的融合也使得新型组织形式介入村庄,这些组织可以部分完成或替代传统自组织可完成的任务(例如,子女可以将父母送入条件优越的敬老机构)。因此,只有在传统经济占据主导的村庄内,类似孝心基金的传统依赖型自组织才有机会发挥其积极作用,并起到提升村庄凝聚力的功能。

其次,即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主导村庄内,孝心基金等也未必会成为村民活动的中心,这还需考虑村庄自身的社会构成。当一个村庄同时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条件时,才能确保孝心基金这类传统自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第一,村庄往往需要有占据主导的宗族存在。大姓或单姓宗族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调动村民对村庄传统的认同感,从而加强村民的参与力度;另一方面也因相同宗族的人群间联系相对密切,有助于强化监督力度,进而促进孝心基金在资金管理和运作方面效率的提升;第二,村庄内部并无公开化的派系斗争。在单一姓氏的宗族共同体内部,即便存在着共同的传统价值取向,因历史因素而形成的派系冲突也会渗透至自组织内部,从而阻碍村民们在整体意义上对于集体性活动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导致自组织运作不佳。

再次,当村庄并不存在优越的内部团结基础时,精英人士的介入可以发挥替代作用。如果精英人士(能人)有效参与并积极整合村庄内不同宗族和派系的人群,那么,孝心基金等自组织形式也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其作用。当经济因素不构成人们行动的主要推动力时,精英人士可以发挥自身独有的能动性,将传统文化或政治系统内的特定要素转为整合 “工具”,从而将特定的村庄矛盾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具体来看,基于自身的网络关系,这些精英或借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或借助于传统文化的感召力,促成自组织形式的合法“话语”,有助于确保村民在特定事项上形成信任机制,进而促成自组织的有效运转。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海西、山南两地的实践,本文重点梳理了政府部门的垂直网络与村庄内部网络在孝心基金推广和运作中起到的相关影响,探究了村庄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于基金功能发挥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具体来看,政府推广网络的构成差异既会影响政策的推广速度,也会影响到其与村庄内精英间的互动模式;而上述互动模式的基本差异,则进一步影响了孝心基金的后续运作状况;同时,村庄自身生态(经济和社会关系系统)等结构性因素,则决定了孝心基金等基于社会传统(“孝道”)的自组织能否在长期内发挥作用。

可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社会传统,并使之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真实构成部分,首要的工作不是讨论其理想的状态,而是要努力发现这些传统所依赖之载体的内在运作机制和潜在功能边界。这一方面预示着治理系统建构的重要前提是要形成网络和多元的理念,避免突出单一中心特别是单一“强中心”的思维模式。试图借助强大政府的制度设计来解决治理系统的结构问题(“强政府论”),既在理论上存疑,也难以符合经验现实——孝心基金等多个成功案例均表明一点——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才是克服“不可治理性”的可行思路;单纯的政策强制或扶持、资金投入,可在短期内产生推进作用,却仍然无法确保有效治理系统的建构。另一方面,立足社会传统的自生自发功能,强调汲取“传统”或“本土”资源来实现“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传统论”),也并不可取,这是由于经济社会的转变导致大部分社会传统赖以附着的载体被现代因素“消融”了——经典“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一大漏洞,正是以“前现代案例来探讨“现代、后现代”问题。

当然,我们应看到,基于地方性案例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研究者依旧需要关注现代农村基层治理吸纳地方社会传统的可能途径及可行范围,以及这些基层治理形式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综合绩效。换言之,须进行更大范围的持续观察和评估,方能使结论更加全面可靠,并具有普遍性。本文既有的结论也并不能终结我们对以下疑问的讨论: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我们总是能找到真实存在的社会传统作为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的基础吗? 与之相应地,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愿意且能够在推进治理的过程中认知、吸纳社会传统要素吗?因此,潜在的危险不仅在于“强政府”的傲慢,也在于以经典教条替代真实世界的那种“传统论”。

【作者简介】 徐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宋程成: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诗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 朱英惠
您可能也关注以下内容
14 条评论
  1. 盖苗苗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作了一个文献回顾和研究视角的分析。作者认为许多研究历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公共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关系(网络)取向的论述构成了其中的主流,他将这些分析归为“由外而内”的嵌入视角和“由内而外”的互动视角,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这两种视角的可取之处与不足。随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这篇文章采用更具有综合性的多重网络分析,目标在于剖析处在不同层面的异质性网络关系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村庄社会网络所载负的本地社会传统对治理质量产生作用的条件及其局限性。自上而下的行政网络和精英网络,政府部门的垂直网络与村庄内部网络的相互是村庄事务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作者在对海西和山南两地孝心基金的运作分析中,细致入微、逻辑性强、观点清晰,这些优点很值得我学习。

  2. Allalsoo

    文章从既有研究视角存在的弊端提出多重网络分析视角,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揭示村庄社会网络所载负的本地社会传统对治理质量产生作用的条件及其局限性,并指出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才是克服“不可治理性”的可行思路。应该说,乡村治理是一场国家主导、市场和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过程。在这个“混合领域”中,多行动主体依照各自行动策略和行动逻辑彼此互动、相互博弈,自主选择治理资源,基于权利、利益和责任等方面建构起一系列关系,共同打造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推动主体多向度联动,形成乡村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3. 罗成燕

    关于基层农村治理,近年来,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有的学者基于宗族、民间信仰,有的学者又基于族群的视角,各个视角都对村庄治理都提出了相关的办法,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比较偏向于文化治理,如本文中所提到人际关系和纵向网络建设,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治理的代表。人的行为,或多或少由其思想决定的,硬制度虽然是高效率的,但软文化更能实现人们的认同感。

  4. 史努比

    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依托于在地社会传统,这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假设所在,也是构建乡村多重治理网络的基点。本文基于多重网络视角,以 V 省海西和山南两地孝心基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两地孝心基金建立、推广和演进过程,探讨乡村精英网络构成和村庄和行政机构上下互动如何影响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或公共生活,从而剖析异质性网络关系对农村基层有效治理的影响机制。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是实现农村有效治理的可行思路,而乡村精英多元主体互动中的关键一环。如何构建乡村精英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本土资源融入农村治理体系的有效机制或载体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命题。

  5. 永定四十年

    基于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试图通过多重网络分析视角这一框架来揭示不同村庄社会载体对于农村治理所带来的影响,来完善原有的“强政府”与“传统论”的不足。可以明确的是当前农村社会的治理需要多方参与,绝不仅仅是政府或者村庄一方就可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而在这一治理过程中,政府的垂直领导,村庄精英、村庄自身经济社会关系系统都作用于村庄本身,政府的推动是促进村庄发展的外在动力,将村庄引入正确轨道,但是村庄自身长久的发展还是需要经营参与,以及自身良好的经济发展作为保障。如何构建外部政府与村庄内部的有机衔接,实现多方主体有效互动,才是相关研究的价值所在。

  6. 李露露

    本文以互动嵌入的视角,通过对孝心基金的运作和功能分析探讨基层治理当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传统依赖型自组织要成为村庄正式治理的有效辅助机制,取决于村庄网络关系和机制,包括村庄经济状况、内部互动结构和精英人士等因素,在这个网络体系中,有多重关系,但同时也有核心和基本关系,这是影响政社合作和互动的关键。从国家政府的角度上,居于强势地位的政府推进治理的过程中的认知、可行性,国家和政府的横纵结构以及运行机制也影响着治理的效果。政府和社会的良性运转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博弈,这个博弈的力量以及成熟度是分析的视角和逻辑,所以如何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能动性的发挥,更是一种双方资源和势力的互动过程。

  7. 小白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无论是学界较为流行的“强政府论”还是“传统论”都值得我们关注和警醒。农村基层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在政府的引导下,对乡村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但一切的发展,网络组织的建设等,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否则宗族、民间信仰和族群等社会传统“载体”在提升村庄治理方面的作用都难以突显,正如我国建国以来要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要实现乡村振兴,也必须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在此基础上调整乡村的治理结构,改善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积极能动作用,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8. 那杯咖啡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及对以往研究视角(“由外而内”的嵌入视角和“由内而外”的互动视角)的分析,指出以这两大视角为起点的研究可能存有盲区,因此从推行政策的行政网络自身特点、村庄自身社会结构和内部精英网络状况出发,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怎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这种研究思路为我们研究拓宽了视野,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本文提出的新的研究思路一方面体现当前治理的主要诉求“社会参与、居民自治、政社互动”等,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实现元治理-自治理共治,进而实现治理的创新和治理的现代化。

  9. 马惠琳

    本文着重讨论多种主题基于社会网络的互动方式,进而讨论了精英个体作为能动者,如何借助多重社会网络来建构和推进特定制度形式。作者认为,传统依赖型自组织成为村庄正式治理的有效辅助机制,取决于村庄经济状况、内部互动结构和精英认识三方面,其中,作者对精英的作用重点突出,也就是就是说以精英为代表的乡村主体发挥互动作用,构建良性互动网络是解决目前研究视角的重要部分。

  10. 许思琪

    文章立足于村庄所处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不仅囊括了村庄内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还将超越于乡村本土的多层行政网络涵盖在内,折射出治理多元化的色彩。贺雪峰认为,村治模式是“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与后果”。因此,村庄治理模式既受制于内部的权力、权利及资源格局,又与国家政策背景、外在行政网络的运行状态密切相关。随着农村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利益分化加剧,资源流动性增强,村民权利意识觉醒,参与主体多元化,成为村庄治理的具体环境。建立与新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相适应的村庄治理模式,实现多元主体间的利益的均衡,是村庄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馒头

    本文在多重社会网络的视角下着重讨论了农村基层治理中多种主体的互动方式,探讨了精英个体作为能动者,是如何借助多重社会网络来建构和推进特定制度形式。通过微观层面与中观层面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探讨了村庄自身的经济变迁和人口构成对特定社会互动模式起到的制约和使能意义。在农村基层建构治理体系时,要坚持多元治理原则,避免单纯短期的政策强制或扶持、资金投入,保障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才是克服“强中心的单一治理”与“不可治理性”的可行思路。

  12. 李艳斌

    对于农村社区治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思想,本篇文章通过对于孝心基金的运作过程和功能的分析探讨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理论是较为流行的,但是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各方的作用,既要加强国家的宏观指导,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的将各方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政府与村庄的结合,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作用,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农村治理格局。

  13. 访枫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学界将农村基层政府定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角色,但企业角色理论忽略了基层政府的“公益”角色属性的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意义。实际上,在政府体制、社会与市场环境的共同形塑下,农村基层政府扮演着远比“企业”更为复杂的“公益经营者”角色。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不仅受到市场和政府体制的激励而从事经营,而且受到政府体制和社会压力的约束,将经营作为应对压力的策略。这表明基层政府是因应不同环境而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且具有多重目标取向,并非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14. 庸。

    行政吸纳社会是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有利于增强国家自上而下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利于掌握基层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通过行之有效的行政控制力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典型的强国家治理模式。但随着这种国家权力蔓延到边的治理模式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村民自治空间,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消极作用,如何正确把握国家强行政管控与地方村民自治二者的度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评论已关闭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