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成员驻点指导江海区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六)

刘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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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12月21日,基地成员刘亚楠博士驻点江海第九周,此阶段主要参与试点村(居)工作的对点指导和协助。本周工作主要围绕试点村英南村的治理创新制度进行调修以及围绕实验主题“三社联动”进行调研报告的撰写。

12月14日——12月21日,基地成员刘亚楠博士驻点江海第九周,此阶段主要参与试点村(居)工作的对点指导和协助。本周工作主要围绕试点村英南村的治理创新制度进行调修以及围绕实验主题“三社联动”进行调研报告的撰写。

在此次英南村社区治理制度创制过程中,由于本土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较弱,所以制度内容主要属于对外生制度的直接模仿和学习,而本处提及的制度不是社会非正规制度和国家正式制度,而是比较类似于威廉姆森所提制度框架中第三层次的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有效”宣传标牌

围绕本次社区治理制度创新,在区级政府部门相关同志的主持之下,先后线上线下进行了至少五次调修,修改内容主要围绕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本村实际、是否可行、与既有制度的关系、文案基础表述等问题展开。制定过程中区级政府部门主要扮演制度的初步制定者、制度多方调修的协调者和制度落地的指导者三重角色;街道主要扮演意见提出者的角色;社区主要负责结合本村实际对制度进行修改和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工机构主要是协助社区进行制度宣传、推进制度落地。在此次社区治理制度创制过程中,鉴于制度本身非内生,所以江海区极力避免以“制度上墙”为主要目的,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性地推动“制度下乡”。而是在纵向与横向秩序整合中,发挥政社协商的作用,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寻求社会力量的协助,推动制度的本土化、实效化,以期真正发挥治理制度的作用,推动社区有效治理。

▲新制度调修会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从开始创制到落实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这个成本包括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也包括试错成本。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创建,不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政策试点和资源输送行动,同时也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表达的探索之旅。它需要政府尊重和给予社区、社会话语权,为社区、社会与政府进行对话提供平台和机会,而在不违背法理和国家基本政策的前提下,实验区创建的过程创新与主体行为逻辑的调整本身就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关键一步,也是推进新时代社区治理有效的重要探索。

责任编辑:马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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